按：下面是與謝謙教授關於明清皇帝年號問題的討論信，問題很小，頗有“雞蛋挑骨頭”的感覺。但仔細想想，這種“骨頭”也有些用處，無論對與否，一能增強對學問的嚴謹性，二能提高對細小問題的把握。姑且錄之，聊作一觀！

謝老師：

本週二您在《儒家文化与現代中國》課上講過“明清兩朝皇帝只有一個年號”。學生下課曾與您進行交流，並舉出清太宗皇太極有天聰、崇德兩個年號，清穆宗載淳有祺祥、同治兩個年號。您當時給予反駁，您認為天聰是清朝建國前的年號，不能算數。祺祥是政變前的年號，沒有通行認可，亦不能算數。我回去細想，仍覺此言不妥，現與您商榷如下：

我認為年號不同於國號，說到底就是一個爲了順應天道，確立政權正統性并用以紀年的名號。《文公易說》上的一段話也很恰當，現徵引之：“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卻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無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三年也。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蹟多有不可考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

而所謂年號的通行也是有一定的範圍的，有一定的試用群體的。比如1644年之後幾年間，雖然清軍入關，建元“順治”，但在一些明朝統治區仍然會以“崇禎”紀年，在南京福王統治區以“弘光”紀年，在福州唐王統治區以“隆武”紀年，廣東桂王統治區也可能用“永曆”紀年，在李自成、張獻忠佔領地區還可能會以“永昌”、“大順”紀年。由此即可說明，年號與國號有時並不完全相同，雖然皇太極的“天聰”年號是在1636年改國號前使用的，但它也是皇太極正式使用過的年號。這兩次改元，《清史稿》上明確記載：

“天命十一年，丙寅九月庚午朔，即位於瀋陽，詔以明年為天聰元年。”（中華書局標點本《清史稿》第二冊第十九頁）

“崇德元年夏四月乙酉，祭告天地，行受尊號禮，定有天下，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群臣上尊號曰寬溫仁圣皇帝，受朝賀。”（第二冊第五十五頁，版本同上）

而載淳皇帝的第一個“祺祥”年號，也不是沒被通行認可過，《清史稿》上也有記載：

“乙卯，定年號祺祥。”（第四冊第七百七十頁，版本同上）

“甲子，上御太和殿即皇帝位，受朝，頒詔天下，以明年為同治元年”（第四冊第七百七十二頁，版本同上）

至於爲什麽稱載淳多為同治皇帝而不稱祺祥皇帝我想原因有二：其一是因為“祺祥”年號使用時間太短，只使用了一年。其二便是“祺祥”是“八大臣”當政期間確立的，慈禧，慈安政變后，時人為避諱敏感事件，就不提“祺祥”這一年號。但在歷史上，載淳確實是有兩個年號的。這不會因時間的短暫而消失。這一點從當時的銅錢“祺祥通寶”、“祺祥重寶”就能證明。今人李崇智先生編纂的《中國歷代年號表》（中華書局，1981年版）也把“天聰”、“崇德”都算作皇太極的年號，把“祺祥”、“同治”都算作是載淳的年號。（其中寫明英宗也有正統、天順兩年號，因其為復辟當政，故另當別論，但也應算是有兩個年號的皇帝）

由此，我說，您所講的“明清皇帝每人只有一個年號”這句話有欠嚴謹，應改為“明清皇帝大多是每人只有一個年號”。雖然這看似有點吹毛求疵，但我想，按胡適先生所講的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來說，這種嚴謹性也是尤為重要的。相信您也會不以為忤!

匆匆即頌：

大安！

辛卯三月十六日晚拜上

昨晚，謝老師做了簡單回復，他認同“年號不同於國號”這一點。但認為“皇太极、载淳改元，这只是特例，不能成为明清皇帝只有一个年号通例的反证。”並指出這一觀點“是明清史专家都这么认为的”。我看後，仍舊疑惑，仍欲究其所以然。翻了一些明清史學家孟森、王鍾翰等人的說法後，發現也不唯一。如此看來，問題仍沒有解決，看來這根“骨頭”還得繼續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