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故事（ 43 ）告状信

　　汪德昭（1905年12月20日―1998年12月28日）

　　在这场风暴之后，我曾多次感叹在中国做事情的难。我说，想请人画一幅漫画，一个人挥汗如雨，埋头干活；十个人评头品足；一大群人围观；圈子外面，还有一个贼眉鼠眼的小人，拿着一封告状信，上面贴了八分钱邮票……

　　1985 年初，有人告我们的状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告状的，不是什么贼眉鼠眼的小人物，而是相貌堂堂的大人物。署名是“科学院部分科研人员”，实际领头的，是科学院声学所的所长汪德昭。

　　汪德昭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水声科学的奠基人。上世纪三十年代，他曾在法国巴黎大学朗之万实验室工作。 1956 年回国， 1964 年组建声学所并出任首任所长。文革受到冲击。邓小平在二十年代也曾在法国勤工俭学，也许是因为这种渊源，所以汪德昭给邓小平写信。 1979 年，声学所得以恢复。

　　这一次，他又是给邓小平写信。2009年，张福森主编了一本《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其中亲历其事的孟志元，在《对中关村四公司的调查》一文中，透露了这封告状信的内容。我只列出其中关于四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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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同志，您好！

　　北京中关村地区开发技术公司林立，有的纯属倒卖、投机取利而牟取暴利。如：

　　1. 四通公司，专门倒卖科学院所需仪器、器材及汽车等物品，一九八四年分红利每人达万元以上，总经理系李昌同志的女婿，因此什么物资（包括国内外）都能购进，都能倒卖。

　　2. 中科……

　　3. 科海……

　　4. 京海……

　　我们只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要说倒卖公司是太多了，真谓比比皆是。

　　但表面都打着开发技术名义，中央不下决心是很难查清的。希望中央应在北京细查，并规定约束国家干部（包括科研干部）的法律及办公司的规章制度，让这些人不能钻国家改革的空子。

　　同时应向领导汇报的还有：即中央文件规定党政干部不能办公司、做买卖，文教卫生、科技干部另行规定，但实际是没有规定，因此科研单位的副院长、副秘书长、所长、副所长、处长、研究室主任都参加办开发公司，搞倒卖，科研工作基本停滞，两年以后，中央领导就会发现，中国的科研是倒退了。

　　敬礼！

　　科学院部分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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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德昭告了四家公司，首当其冲的是四通。

　　1985 年 3 月 2 日 ，中央用“红头文件”转发了这封告状信。在批文中称我们为“纯属倒卖、投机而牟取暴利的不法组织”。也就是说，未经调查，中央已经给我们定性了。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清楚其中的凶险。先给你们说两个当年的实际案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武汉有一位工程师叫韩庆生， 业余兼职，救活了一家乡镇企业，拿了 600 元额外收入，结果被判受贿罪，坐牢 300 天。折合下来，每拿 2 元钱，就要坐一天牢。

　　韩庆生被认为是科技人员因为下海而坐牢的第一人。

　　在我们被告状之前不久，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也被告了状， 1985 年被判了刑。其实，胡石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当时著名的开放杂志《人才》和《丑小鸭》，就是他办的。胡石英新点子层出不穷，想搞一个什么函授，在社会上集资。财务上疏于管理，被人告了状，结果在抄家时从床底下拖出几麻袋钱来。最后以诈骗罪给判了一年零两个月，实际关押了两个月。

　　据说，这事是犯在胡耀邦手里了，二胡也因此结怨。

　　而我们是犯在邓小平手里了，他可是有名的钢铁公司。当初我们把公司名字定为“四通”（ STONE ，石头），说是可以成为改革过河时邓能摸得着的石头。果不其然，我们让小平同志摸到了，结果是被定为“不法组织”，要被“ 清理整顿 ”。

　　中央的红头文件报送“ 小平、耀邦、紫阳、仲勋、启立同志”。然后再批转“ 锡铭、鹤寿、宋健同志 ”。这阵势，这动静，要比前面说的那两件事情，大得多了。

　　1985年3月18日，李玉从外地出差回到北京，当晚接到一个电话，有人把从3月5日至3月12日，从邓小平的讲话到中央和北京市各位大员的层层批示读给她听，一道比一道严厉。当时她感觉毛骨耸然，紧张得直打哆嗦。

　　据孟志元同志的文章，中央的批示是“由北京市委牵头，中纪委、国家科委都参加，组成调查组对信中反映的情况进行认真调查，并对有关公司进行清理和整顿。”

　　根据中央领导的批示，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提出“北京市由市纪委牵头，请市工商局、市审计局和市科委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并请中纪委和国家科委派人参加。”

　　最后，组成了 18 人的联合调查组，时任北京市纪委副书记的孟志元担任组长，以清理整顿的名义，进驻四通、京海、科海和中科四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