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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老万回忆四通(第四章):经营创新

luyued 发布于 2011-05-22 21:05   浏览 N 次  

  

  

  科委主任宋健参观四通,右边是王缉志(1988年,北京)

  四通的门市开张了,干什么?搞“倒卖”,当“倒爷”!

  四通的创新是多方面的。不仅是门市装修,还有观念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还有一种创新,却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倒买倒卖”,这就是经营模式的创新,或者说,服务方式的创新。

  什么是经营模式的创新?例如麦当劳、例如星巴克,一个汉堡、一杯咖啡,都不是他们的发明。他们发明的是一种全新的服务方式。这种新的服务方式,改变了这个地球上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

  在四通门市开张的时候,王安时专门准备了几个百货公司里常见的玻璃柜台,把成系列的芯片、接插件、各种规格的电阻、电容、小型的数字化测试仪器,摆放在里面,让需要它们的科研人员可以像采买日用百货那样来挑挑拣拣。

  这是了不起的经营模式的创新。这种全新的服务方式,改变了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的工作方式。其意义十分深远:节省了资源、缩短了科研工作的周期、提高了效率。

  是王安时,也只有王安时,才想得出这样的点子。

  老王长期在中科院自动化所做器材供应工作,深感原来的器材供应体制的弊病。一个科研人员,研究工作中需要一种芯片、几个电阻,要先打报告到器材处,器材处集中以后,上报到院物资局,统一采购后,分发下来,一拖就是几个月。如果需要进口,还要申请外汇指标,委托外贸谈判,报关进关,这样折腾下来,差不多就是一年。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许多器件到手后已时过境迁,黄花菜早就凉了,直接成了废品。科研人员也因为来之不易,生怕短缺,往往需一报三;一个系列的器件,最后需要的可能只是其中一、两个,为了保险,一申请就是整个系列,结果大部分成了废品。资源的浪费惊人,据老王粗略估计,光是科学院,一年得有几千万进了垃圾桶。

  巨大的浪费,隐含了巨大的商机。王安时首创把原来漫长、浪费的科研器材采购流程,缩短为零。老王根据自己长期从事科技器材供应的经验,独具慧眼,知道大家需要什么,懂得如何拾零补缺,提前把它们采购下来,直接面对广大科研人员。

  这种服务方式大受科研人员的欢迎。后来四通每到一个地方开分公司,就在那里复制一套这样的服务,好比麦当劳开了一个加盟店。而且,东施效颦的山寨店也遍地开花。这样一来,彻底把科研单位的器材供应工作社会化和市场化了。其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但却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指责:“四通是中关村一条街上最大的倒爷!”

  听听科研人员是怎么说的吧。

  1988年1月,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到四通来参观,我们的营业大厅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像王府井百货大楼一样热闹。宋主任随机抓住了一位顾客。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宋:“你是哪个单位的?”

  顾客:“XX研究所的。”

  宋:“来这里做什么?”

  顾客:“买一些科研项目上需要的器件。”一边随手展示了一份长长的采购清单。

  宋关心地:“都能买到吗?”

  顾客:“如果在四通买不到,其它地方就肯定买不到了。”

  宋:“呵,看来四通给你们提供了方便。”

  顾客:“太方便啦!上午我们项目组刚确定方案,然后从财务那里申请了一张支票,中午来四通把这些东西买回去,下午我们就可以开干了。”

  宋深深地点了一下头。

  巨大的商机,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原来要丢进垃圾桶的数千万元,悉数进了四通的腰包。我们的营业额当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来源于这种“倒买倒卖”。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回顾王安时这一了不起的服务方式创新,越发觉得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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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通故事(23)王缉志

  

  

  王缉志,四通的总工程师。其实,他确切的头衔应该是首席科学家(Chief Scientist)。比我年长五岁,北大毕业。其父王力,北大教授,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许多对公司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功臣,加盟四通的过程都充满了喜剧性。例如王安时,就是在他临去华远的前两天,半道上截来的;例如王缉志,就是偶然在马路上巧遇的。

  王安时和王缉志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们相识在科学院的五七干校。那时候,他们在一起排练交响乐《沙家浜》。王缉志是乐队指挥,王安时演指导员郭建光。王缉志不仅有出色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有极高的音乐天赋。他是一位有专业水准的手风琴演奏家,据说,光凭听电台的录音,他就能把交响乐《沙家浜》的总谱写了出来……。

  1984年7月中旬的某一天,王缉志带着夫人小姜逛街,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的门口,巧遇了多年不见的王安时。当时老沈也在场。互相聊了几句各自的近况。王缉志当时在冶金部自动化所,也想出来自己干,但屡屡碰壁。王安时和老沈就拉他到四通来入伙。

  据说,王安时是这样向他介绍四通的总经理:年轻、能干、不胡来。呵呵,这很像老王的口气。

  老王随即带王缉志来和我见面,地点是在四季青自选市场的隔壁,刚用铁皮柜隔出来的门市部。老王这样向我介绍王缉志:聪明!

  出身书香门第的王缉志,一脸的斯文,镜片后面的眼神透着聪慧,微笑的嘴角挂着善良。一见面,就知道是那种好性格、好相处的好人。

  据介绍,王缉志一直在从事汉字终端的研究,正是我们最需要的技术人才。我说:“信任是可以传递的。我信任老王,老王信任你,所以我信任你,欢迎你来公司和大家一起创业。”

  于是,王缉志就回所里申请调动。在一篇博文里,相当真实的记述了他当时的心路历程: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看来,按正常的人事调动手续是办不通的了,这时很多好心人劝我不要轻易离开原单位,否则人事关系就没有了,于是工龄就不能连续计算了,公费医疗就永远没有了……,这确实是需要我认真思考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个敢不敢丢掉铁饭碗的问题。我也仔细想了一下,我思考的逻辑是:我相信我的能力属于中上水平,吃饭总应该是没问题的。万一四通垮了怎么办?我想,首先可以仍然搞我的电脑和过程控制,万一没有这样的机会,我还可以有两个出路:一个是教钢琴或者手风琴,即做家庭音乐教师,因为我的业余爱好是弹钢琴和拉手风琴,在文革中先后教过十几个孩子;再不行的话,由于我曾经自己装过收音机和电视机,我还可以利用我的无线电知识开个修理部,替人修理收音机电视机什么的。我想: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相信我不会养不活我这个家。当然,我夫人也坚决支持我的选择。”

  “于是,我决定辞职,我在1984年11月给所里写了一份辞职报告,我在报告里用词温和但态度坚定地表示:不管批准还是不批准,我辞职了。就这样,我毅然离开了冶金部自动化所。过了不知多久,我听所里的人告诉我,所里开过全所大会,宣布将7个人除名,其中就有我一个,其他被除名的人,还包括有出去开餐馆的人。”

  我还记得一个细节:因为是“除名”,所里最终还扣着他的档案不放。这时候,王缉志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没有档案,难道我就不存在了吗?”

  当时他八十五岁的老父亲王力教授,对王缉志的“革命行动”非常理解和支持。王老写了一首七律,来鼓励自己的儿子:

  不负当年属望殷,精研周髀做畴人。

  霜蹄未惮征途远,电脑欣看技术新。

  岂但谋生足衣食,还应服务为人民。

  愿儿更奋垂天翼,胜似斑衣娱老亲。

  缉志儿存念 王力 时年八十有五

  王缉志有个妹妹,叫王缉惠,是我们清华校友,还是我在清华文艺社团的团友。她也是拉手风琴的好手,后来也加盟了四通。当然,这是后话了。

  

  王力教授

  

  当年王缉志

  

  沈国钧、王安时、王缉志(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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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通故事(24)实业派

  

  

   中关村是“技、工、贸”还是“贸、工、技”?一直是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中关村一条街只剩下了“贸”。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

  首先,我们从事的“贸”,或者说“倒”,不是普通的“倒”,而是有相当技术含量的“倒”。如果没有八天突破性的技术开发,没有资金、没有外汇额度、没有进口批文的四通,我们有什么资格在市场上“倒”M-2024?

  所以,“贸”也罢、“工”也罢,其前提都是要有自己的“技”。问题是先“贸”还是先“工”?公司初创,是贸易起步,还是实业起步?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四通内部也分成了两派:王安时和沈国钧是贸易派,印甫盛和刘海平是实业派。我暂时中立,决定给两派同样的机会。

  随着M-2024的陆续到货,贸易派战果辉煌。实业派也紧锣密鼓,准备上“爆炸喷涂”。把这个项目介绍给四通的,是段永基,当时他在三机部621所工作。所谓“爆炸喷涂”,是指用爆炸的方式在钻头上喷涂上一层超硬金属,使原来的普通钻头变得坚硬耐磨。据说在石油钻井方面有广阔市场,听起来很有吸引力。

  段永基和我同年,在清华比我低一班,化00的学生。他和石政民是中学同学,由此而与四通结缘。老段在文革中人称“蒯秘”,绝非等闲之辈。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文革中不是一派,他初见我和老印时,有些腼腆,不正眼瞧人,架着一副眼镜,眼睛后面仿佛还有一双眼睛。表现得沉稳、内敛,甚至是谦卑。我总觉得他像一个人,对了,像张春桥,像张一样阴柔,也像张一样心思缜密。当时,他热情地向我们推荐这个项目,希望籍此带枪投靠,作为入伙四通的“投名状”。

  可惜这个项目很快被腰斩了,操刀的是董事长李文元。那天,李乡长把我叫到一边,斩钉截铁地对我说:“(爆炸喷涂)这个项目,是无底洞,立即停下来!”

  当时,在这个项目上已经花了差不多十万元,买了电机等设备。对此,李董事长果断地说,这些设备送给他们,合作到此为止。如此“壮士断臂”,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董事长发话了,我们惟有执行。但在当时,我并不十分理解。后来随着自己的历练增加,才由衷地佩服李乡长,姜还是老的辣。因为一种新技术,从实验室试验成功,到中试,到形成规模生产能力,再到市场开发,不知道还要烧多少钱。爆炸喷涂也许是个好项目,但不是我们该做的项目。公司初创,底子薄,走错一步就会是万劫不复。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公司有李文元这样的董事长把舵,避免了公司初创期翻船的风险,实在是我们的幸运。

  实业派的刘海平,有些郁郁寡欢。

  爆炸喷涂下马了,段永基也暂时在我们视野里消失了。他第二次在四通露脸,是在1985年初,我从美国回来以后。这一回是给我们引见了一位外商。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暂且不表。

  在清华的时候,我和老段没有打过交道,但我认识他的夫人刘延荣,而且印象深刻。刘延荣是化0的,比他高一班。那时候我们都是八八派,战斗组同在新水利馆,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我记忆里的刘延荣身材修长、青春靓丽,总和一位帅气的小伙子在一起。我很讶异她嫁给了老段。我曾半开玩笑地逗他:“老段啊,你配不上你老婆。”

  我的直白让老段耿耿于怀,据说他在背后咕哝过好几回:“TMD,说我配不上……”

  让我更为讶异的,结果好像是刘延荣配不上他。老段心里另外有人,自己还没来四通,就先把她介绍进了公司。一个乖巧的小女孩,说是他的表妹。她的名字叫张月明。俗话说,一表三千里,谁也不会去深究这个“表”从哪里来。

  公司正是用人之际,更何况她十分敬业,张月明很快就成为王缉志的得力助手。

  

  段永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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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通故事(25)深圳行

  

  

  左起:赵毅、万润南、崔铭山、沈国钧、李玉、于小蓓(1985年,深圳)

   说几句题外的话。有人问,往事历历,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手边有当年的日记吗?我没有日记。在文革前,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后来,因为恐惧,再也不敢留下任何白纸黑字,哪怕是片言只语。为了不留祸根,以前的日记都付之一炬。记日记的习惯,彻底戒掉了。是李玉,根据自己的工作笔记、四通的会议记录、日志、《四通人》和其它刊物,编了一个《四通大事记》。我基本上是按《大事记》所提供的时间顺序在讲故事。所以有的事、有的人,刚展开就打住了,不是故意要吊大家的胃口,而是因为后面还要讲到。

  就当我们是在聊天,想到哪里就聊到哪里。特别希望当年的四通人一起来参与。一个人的记忆难免有遗漏和偏差。大家一起来讲故事,热闹、开心。没准,一不小心,还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网络世界互动式写作。四通人就是会创新,当年我们创造过全新的经营模式,今天再创造一种全新的写作模式,这才叫有始有终。

  我也喜欢看网友的留言和评论。像即兴先生的评论,就相当有水平。如果有一天《四通故事》结集出版,这类评论理所当然要附在后面。也就是说,这个写作过程,不仅是原来的四通人可以参与,所有的网友都可以参与。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

  对了,我们刚聊到四通元年的七月份。公司刚开张两个月,就这么多故事,看来一百篇是打不住了。根据《大事记》,七月份还有两件值得一提的“大事”:

  公司添丁了,三个精壮的小伙子。是王安时从中科院计算所办的大专班挑来的。他们是胡江滨、赵平和宋卫东。江滨聪明帅气、赵平文质彬彬、小宋朴实憨厚,他们正式入伙的时间是1984年7月8日。他们后来在四通都历练得十分优秀,分别成为独立领军一个部门的骨干。胡江滨后来和余雅莉结成连理,四通的一对俊男美女、天造地设的一双,我还是他们的证婚人。

  七月底,我和李玉又下了一次深圳。同行的还有两位:李文俊,线路板厂的厂长不当了,正式加盟四通,来当主管行政事务的副总;王长江,海军大院的子弟,经刘海平引荐来公司,也是四通初创期的有功之臣。

  我们四人是应罗校长的邀请到深圳大学参加一项庆祝活动,同时讨论可能的合作。老罗介绍我们认识了深大计算中心的主任应启瑞。罗校长已安排把李玉从一机部计算中心调到那里去上班,调动程序已在过程中。在深大,还遇到了阔别多年的清华校友:汲鹏和他的夫人颜慧中,大家都管汲夫人叫“小豆”。小豆已经在深大上班,汲鹏正准备到一个叫“茂源”的公司去赴任。

  在原来清华四一四的头头当中,我对汲鹏的印象非常好,长得帅、口才好,特别是他的豪爽和大气。多年不见,岁月留下了痕迹,他在外表上沧桑了许多。老同学见面,第一次听到他这样自嘲:“有人问我是哪一年的?我说是46年的。对方肃然起敬:喔,46年就参加革命了!”

  汲鹏的相貌有变化,但豪爽和大气依旧。特别是他对人那种真心诚意的欣赏和赞美,总是让人那么贴心。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才会用幽默的口吻自嘲;一个有自信的人,才会懂得去欣赏别人的长处。

  在深圳,我们还邂逅了于光远的女儿于小红。小红比李玉还小几岁,细长身材、瓜子脸,是那种精力充沛、思路跳跃、才华横溢、新点子如泉喷涌的漂亮才女。当时我们都住建工招待所,每天早晨,我还没有来得及起床,她就坐在我的床边,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她的宏伟计划,而且一口气就是十个,每个都够得上“马歇尔计划”。第二次见面,又有新的十个“马歇尔计划”,完全没有重复。我脑子还算快的,但已经完全让她弄乱了。她见我困惑的表情,解释说:“我这是广种薄收!”

  我劝她:“就怕是广种不收!”

  后来,我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可以成为合作者的时候,有一个标准:如果每次都来讲不同的故事,PASS;如果每次来都讲同一个故事,OK!前者可以成为朋友,后者可以成为同事。

  于小红应该去开创意公司,她视野开阔、点子新颖,绝对是把好手。小红对四通显然情有独钟,后来还找过我们几次,她把自己的妹妹小蓓介绍给我们,自己后来去了美国。偶尔听说过她的一些传奇经历,但一直没有联系。我和李玉都很想念她。如果她也上网,希望能留下片言只语。有知情的网友,也请帮助补充她的故事。

  今天说的,都是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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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通故事(26)沙头角

  

  

  这次我们去深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去了沙头角的中英街。这是一条奇妙的街,邓小平的一国两制,陈水扁的一边一国,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佐证。确切地说,这里是一街两制。这是一条开放式的边界。街道两边都有商铺、食肆和民居。街道的北边是深圳,南边当时是英属香港,现在是香港特区,中间是开放的街道,街道上是熙熙攘攘的游客。

  看过日本的资本主义,见识过东京的秋叶原,这里对我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但第一次和资本主义如此近距离接触的文俊,相当兴奋。电子表、计算器、折叠伞,几乎是人人都买的“小三件”。大家都满载而归。曾几何时,这些小商品已成为大陆向全世界倾销的保留节目。真是三十年街南,三十年街北。

  沙头角中英街给我们的启示,是两种制度可以共存,这就是修正主义鼓吹的和平共处。共处的结果是互相潜移默化,也就是和平演变。如果不特别说明,我们很难看出中英街的街南和街北表面上有什么区别。就像今天的深圳,表面上越来越像香港。另一方面,今天的香港,骨子里越来越像深圳。

  当年邓小平同意划出深圳来搞特区,是一着妙棋。我曾经说过,深圳香港化、广东深圳化、沿海广东化、内地沿海化,才是中国四化的必由之路。

  这次南下深圳,看到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有自己的LOGO(品牌),觉得四通也应该有一个。我一路上琢磨了好几个方案。最后集思广益,请一位专业的美工按我的构思精心制作。为此我们付了200元设计费。这对当时的四通来说,已经算是大手笔。但和后来美国朗讯公司花2700万美元让人取个名字,外带画一个“巨大的红色零蛋”,我们就太小儿科了。当时,美国公司对无形资产的重视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现在看来,什么事情都是过犹不及,无形到极点,就是一种泡沫。

  四通的LOGO是把STONE的第一个字母“S”化为一块既圆通,又有楞角的石头,中间石破天惊,一道闪电,迸出火花,诞生了四通这个商场上的齐天大圣。哈哈,有点创意吧?据说,后来的四通因为还不上银行的钱,银行要拍卖四通的品牌,开价3000万人民币。到这会儿,中国确实和世界接轨了。不过,是福是祸,还不好说。

  四通当初和世界接轨,主要通过三类人:日本公司、港商和美籍华人。日本主要是三井物产。港商很多,留下印记的有两位:开头是吴为烈,后来是张璇龙。美籍华人中间,有一位教授赵鉴芳,美国CST公司的总裁,后来我到美国后与他交往密切。关于他们,后面还有专门的篇幅、大段的故事,这里且按下不表。

  今天只说吴为烈。吴先生是香港南华贸易公司的老板,居中介绍的是我们家属在香港的一位长辈。吴先生出手很大方,初见面就送了一份大礼、一份小礼。大礼是给公司的,一台苹果公司当年一月份才发表的MACINTOSH,小礼是给我的,一个十分精致的真皮公文包。南华公司一度成为我们单板机和元器件的主要供货者。后来因为没有竞争优势,就昙花一现,逐渐退出了舞台。

  吴先生送的两件礼物,经历也有意思。那台MACINTOSH,在四通也是昙花一现。拿到门市,因为操作人员不小心插错电源,就再也不能给顾客演示了,从此就成了摆设。当初为了这台MACINTOSH,李玉跑细了腿,求叔叔、告阿姨、走关系,化了两天时间,才求得北京海关放行。还是我带着几个小伙子,蹬着平板三轮,从机场拉回来的,唉……

  那个公文包,我带到了美国,后来在曼哈顿上城哈林区,经历过一番风险,这是后话了。

  对了,我该去美国当访问学者了。毕克茜已经帮我联系好她也在那里读书的学校,位于美国Gainesville的佛罗里达大学,计算机信息科学系。9月5日,我就要启程出发了。

  这时候,已经是八月底了。

  

  四通的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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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通故事(27)告别会

  

  

   从三月初在印甫盛家里首议办公司,到我九月初离京赴美,整整六个月,前两个月筹备,后四个月运行。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投入了自己巨大的热情。我不惜力气、努力实干。我知道,我们是在拓荒,而拓荒者的故事。总是那么激动人心。

  人生挥洒的空间,有政、学、商三界,也因此需要三种不同的境界。从政需要独立和远见,其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治学需要废寝忘食的刻苦,其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经商需要长袖善舞、善抓机遇,其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哈哈,我这是在歪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现在要由“灯火阑珊处”的热闹,回归到“人憔悴”的青灯苦读,有点难。而我,还是按原来的计划去美国当访问学者了。

  临走之前,一连安排了三个会:一是面对地方上的各路神仙;二是面对领导和左邻右舍;三是面对公司内部的同仁。

  9月1日,在香山卧佛寺,以四通电子贸易部开业的名义,邀请了海淀区政府、工商、税务、银行、环保、市容等地方上的方方面面。向他们汇报公司取得的成绩,拜托他们以后多多关照。

  9月2日,在四季青乡贵宾室,以四通技术开发部工作汇报的名义,邀请区领导贾春旺、邵干坤、张福森、四季青乡乡长李文元、名誉董事长于光远、顾问冯兰瑞以及一条街上兄弟公司的各位老大,向他们汇报公司的发展规划,请他们多多指导。

  9月3日,在板井村线路板厂,举行了四通全体员工午餐会,也是我和大家的告别会。

  这次讲话,有个记录整理稿,下面是其中的一些原话:

  “因为日程安排紧,走之前没有更多的机会了,利用这次午餐会的时间,同大家集体聊聊天”。

  “为什么这时候去美国做访问学者?虽然这是早就定下来的事,但去与不去,我也权衡再三。公司初创,按理这时候不应该离开大家。但公司现在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人才,事业也有了基础,势头也不错。生意做起来了,赚到了第一笔钱,口袋也鼓起来了。我现在走,公司垮不了。”

  “出国的机会难得,因为四通迟早要走向世界,这次出国,可以投石问路,在海外寻找合作和合资的对象。现在就走,步子是急了一点,但将来回头看,也许这样并行作业,为我们将来的发展争取了时间。”

  “大家要继续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不管海外有没有机会,我们的根基,还是在国内。这是我们的根据地,一定要建设好。人才、资金、技术、渠道、市场,是公司立足的根本。”

  “四通的兴旺发达靠什么?靠人才,也就是在座的各位。纳贤,是四通的成功之道。我们的重视人才,在社会上颇有好评。人们说:四通内部团结、四通的班子整齐、四通聚贤能力强。这种评价,更多是一种期望,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只有靠事业去吸引,才能凝聚到高素质的人才。用人固然要不拘一格,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不忠不孝,唯才是用,但也要注意,不要因此而伤害了公司的肌体。”

  “关于技术和贸易的关系,我们的方针是:以贸养技,以技促贸。”

  我同时宣布了人事安排:在我赴美期间,沈国均任代总经理。三位副总的分工是:王安时负责贸易、刘海平负责实业、李文俊负责行政、财务。我父亲万老任总会计师。

  1984年9月5日,李文元、沈国均、王安时、李文俊等人,到首都机场送我离京赴美。

  同日,李玉飞广州转深圳,调深圳大学电脑中心工作。

  暂时的,我完美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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