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委主任宋健参观四通，右边是王缉志（1988年，北京）

　　四通的门市开张了，干什么？搞“倒卖”，当“倒爷”！

　　四通的创新是多方面的。不仅是门市装修，还有观念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还有一种创新，却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倒买倒卖”，这就是经营模式的创新，或者说，服务方式的创新。

　　什么是经营模式的创新？例如麦当劳、例如星巴克，一个汉堡、一杯咖啡，都不是他们的发明。他们发明的是一种全新的服务方式。这种新的服务方式，改变了这个地球上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

　　在四通门市开张的时候，王安时专门准备了几个百货公司里常见的玻璃柜台，把成系列的芯片、接插件、各种规格的电阻、电容、小型的数字化测试仪器，摆放在里面，让需要它们的科研人员可以像采买日用百货那样来挑挑拣拣。

　　这是了不起的经营模式的创新。这种全新的服务方式，改变了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的工作方式。其意义十分深远：节省了资源、缩短了科研工作的周期、提高了效率。

　　是王安时，也只有王安时，才想得出这样的点子。

　　老王长期在中科院自动化所做器材供应工作，深感原来的器材供应体制的弊病。一个科研人员，研究工作中需要一种芯片、几个电阻，要先打报告到器材处，器材处集中以后，上报到院物资局，统一采购后，分发下来，一拖就是几个月。如果需要进口，还要申请外汇指标，委托外贸谈判，报关进关，这样折腾下来，差不多就是一年。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许多器件到手后已时过境迁，黄花菜早就凉了，直接成了废品。科研人员也因为来之不易，生怕短缺，往往需一报三；一个系列的器件，最后需要的可能只是其中一、两个，为了保险，一申请就是整个系列，结果大部分成了废品。资源的浪费惊人，据老王粗略估计，光是科学院，一年得有几千万进了垃圾桶。

　　巨大的浪费，隐含了巨大的商机。王安时首创把原来漫长、浪费的科研器材采购流程，缩短为零。老王根据自己长期从事科技器材供应的经验，独具慧眼，知道大家需要什么，懂得如何拾零补缺，提前把它们采购下来，直接面对广大科研人员。

　　这种服务方式大受科研人员的欢迎。后来四通每到一个地方开分公司，就在那里复制一套这样的服务，好比麦当劳开了一个加盟店。而且，东施效颦的山寨店也遍地开花。这样一来，彻底把科研单位的器材供应工作社会化和市场化了。其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但却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指责：“四通是中关村一条街上最大的倒爷！”

　　听听科研人员是怎么说的吧。

　　1988年1月，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到四通来参观，我们的营业大厅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像王府井百货大楼一样热闹。宋主任随机抓住了一位顾客。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宋：“你是哪个单位的？”

　　顾客：“XX研究所的。”

　　宋：“来这里做什么？”

　　顾客：“买一些科研项目上需要的器件。”一边随手展示了一份长长的采购清单。

　　宋关心地：“都能买到吗？”

　　顾客：“如果在四通买不到，其它地方就肯定买不到了。”

　　宋：“呵，看来四通给你们提供了方便。”

　　顾客：“太方便啦！上午我们项目组刚确定方案，然后从财务那里申请了一张支票，中午来四通把这些东西买回去，下午我们就可以开干了。”

　　宋深深地点了一下头。

　　巨大的商机，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原来要丢进垃圾桶的数千万元，悉数进了四通的腰包。我们的营业额当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来源于这种“倒买倒卖”。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回顾王安时这一了不起的服务方式创新，越发觉得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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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通故事（23）王缉志

　　王缉志，四通的总工程师。其实，他确切的头衔应该是首席科学家（Chief Scientist）。比我年长五岁，北大毕业。其父王力，北大教授，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许多对公司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功臣，加盟四通的过程都充满了喜剧性。例如王安时，就是在他临去华远的前两天，半道上截来的；例如王缉志，就是偶然在马路上巧遇的。

　　王安时和王缉志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们相识在科学院的五七干校。那时候，他们在一起排练交响乐《沙家浜》。王缉志是乐队指挥，王安时演指导员郭建光。王缉志不仅有出色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有极高的音乐天赋。他是一位有专业水准的手风琴演奏家，据说，光凭听电台的录音，他就能把交响乐《沙家浜》的总谱写了出来……。

　　1984年7月中旬的某一天，王缉志带着夫人小姜逛街，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的门口，巧遇了多年不见的王安时。当时老沈也在场。互相聊了几句各自的近况。王缉志当时在冶金部自动化所，也想出来自己干，但屡屡碰壁。王安时和老沈就拉他到四通来入伙。

　　据说，王安时是这样向他介绍四通的总经理：年轻、能干、不胡来。呵呵，这很像老王的口气。

　　老王随即带王缉志来和我见面，地点是在四季青自选市场的隔壁，刚用铁皮柜隔出来的门市部。老王这样向我介绍王缉志：聪明！

　　出身书香门第的王缉志，一脸的斯文，镜片后面的眼神透着聪慧，微笑的嘴角挂着善良。一见面，就知道是那种好性格、好相处的好人。

　　据介绍，王缉志一直在从事汉字终端的研究，正是我们最需要的技术人才。我说：“信任是可以传递的。我信任老王，老王信任你，所以我信任你，欢迎你来公司和大家一起创业。”

　　于是，王缉志就回所里申请调动。在一篇博文里，相当真实的记述了他当时的心路历程：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看来，按正常的人事调动手续是办不通的了，这时很多好心人劝我不要轻易离开原单位，否则人事关系就没有了，于是工龄就不能连续计算了，公费医疗就永远没有了……，这确实是需要我认真思考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个敢不敢丢掉铁饭碗的问题。我也仔细想了一下，我思考的逻辑是：我相信我的能力属于中上水平，吃饭总应该是没问题的。万一四通垮了怎么办？我想，首先可以仍然搞我的电脑和过程控制，万一没有这样的机会，我还可以有两个出路：一个是教钢琴或者手风琴，即做家庭音乐教师，因为我的业余爱好是弹钢琴和拉手风琴，在文革中先后教过十几个孩子；再不行的话，由于我曾经自己装过收音机和电视机，我还可以利用我的无线电知识开个修理部，替人修理收音机电视机什么的。我想：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相信我不会养不活我这个家。当然，我夫人也坚决支持我的选择。”

　　“于是，我决定辞职，我在1984年11月给所里写了一份辞职报告，我在报告里用词温和但态度坚定地表示：不管批准还是不批准，我辞职了。就这样，我毅然离开了冶金部自动化所。过了不知多久，我听所里的人告诉我，所里开过全所大会，宣布将7个人除名，其中就有我一个，其他被除名的人，还包括有出去开餐馆的人。”

　　我还记得一个细节：因为是“除名”，所里最终还扣着他的档案不放。这时候，王缉志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没有档案，难道我就不存在了吗？”

　　当时他八十五岁的老父亲王力教授，对王缉志的“革命行动”非常理解和支持。王老写了一首七律，来鼓励自己的儿子：

　　不负当年属望殷，精研周髀做畴人。

　　霜蹄未惮征途远，电脑欣看技术新。

　　岂但谋生足衣食，还应服务为人民。

　　愿儿更奋垂天翼，胜似斑衣娱老亲。

　　缉志儿存念 王力 时年八十有五

　　王缉志有个妹妹，叫王缉惠，是我们清华校友，还是我在清华文艺社团的团友。她也是拉手风琴的好手，后来也加盟了四通。当然，这是后话了。

　　王力教授

　　当年王缉志

　　沈国钧、王安时、王缉志（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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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通故事（24）实业派

　　 中关村是“技、工、贸”还是“贸、工、技”？一直是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中关村一条街只剩下了“贸”。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

　　首先，我们从事的“贸”，或者说“倒”，不是普通的“倒”，而是有相当技术含量的“倒”。如果没有八天突破性的技术开发，没有资金、没有外汇额度、没有进口批文的四通，我们有什么资格在市场上“倒”M-2024？

　　所以，“贸”也罢、“工”也罢，其前提都是要有自己的“技”。问题是先“贸”还是先“工”？公司初创，是贸易起步，还是实业起步？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四通内部也分成了两派：王安时和沈国钧是贸易派，印甫盛和刘海平是实业派。我暂时中立，决定给两派同样的机会。

　　随着M-2024的陆续到货，贸易派战果辉煌。实业派也紧锣密鼓，准备上“爆炸喷涂”。把这个项目介绍给四通的，是段永基，当时他在三机部621所工作。所谓“爆炸喷涂”，是指用爆炸的方式在钻头上喷涂上一层超硬金属，使原来的普通钻头变得坚硬耐磨。据说在石油钻井方面有广阔市场，听起来很有吸引力。

　　段永基和我同年，在清华比我低一班，化00的学生。他和石政民是中学同学，由此而与四通结缘。老段在文革中人称“蒯秘”，绝非等闲之辈。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文革中不是一派，他初见我和老印时，有些腼腆，不正眼瞧人，架着一副眼镜，眼睛后面仿佛还有一双眼睛。表现得沉稳、内敛，甚至是谦卑。我总觉得他像一个人，对了，像张春桥，像张一样阴柔，也像张一样心思缜密。当时，他热情地向我们推荐这个项目，希望籍此带枪投靠，作为入伙四通的“投名状”。

　　可惜这个项目很快被腰斩了，操刀的是董事长李文元。那天，李乡长把我叫到一边，斩钉截铁地对我说：“（爆炸喷涂）这个项目，是无底洞，立即停下来！”

　　当时，在这个项目上已经花了差不多十万元，买了电机等设备。对此，李董事长果断地说，这些设备送给他们，合作到此为止。如此“壮士断臂”，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董事长发话了，我们惟有执行。但在当时，我并不十分理解。后来随着自己的历练增加，才由衷地佩服李乡长，姜还是老的辣。因为一种新技术，从实验室试验成功，到中试，到形成规模生产能力，再到市场开发，不知道还要烧多少钱。爆炸喷涂也许是个好项目，但不是我们该做的项目。公司初创，底子薄，走错一步就会是万劫不复。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公司有李文元这样的董事长把舵，避免了公司初创期翻船的风险，实在是我们的幸运。

　　实业派的刘海平，有些郁郁寡欢。

　　爆炸喷涂下马了，段永基也暂时在我们视野里消失了。他第二次在四通露脸，是在1985年初，我从美国回来以后。这一回是给我们引见了一位外商。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暂且不表。

　　在清华的时候，我和老段没有打过交道，但我认识他的夫人刘延荣，而且印象深刻。刘延荣是化0的，比他高一班。那时候我们都是八八派，战斗组同在新水利馆，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我记忆里的刘延荣身材修长、青春靓丽，总和一位帅气的小伙子在一起。我很讶异她嫁给了老段。我曾半开玩笑地逗他：“老段啊，你配不上你老婆。”

　　我的直白让老段耿耿于怀，据说他在背后咕哝过好几回：“TMD，说我配不上……”

　　让我更为讶异的，结果好像是刘延荣配不上他。老段心里另外有人，自己还没来四通，就先把她介绍进了公司。一个乖巧的小女孩，说是他的表妹。她的名字叫张月明。俗话说，一表三千里，谁也不会去深究这个“表”从哪里来。

　　公司正是用人之际，更何况她十分敬业，张月明很快就成为王缉志的得力助手。

　　段永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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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通故事（25）深圳行

　　左起：赵毅、万润南、崔铭山、沈国钧、李玉、于小蓓（1985年，深圳）

　　 说几句题外的话。有人问，往事历历，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手边有当年的日记吗？我没有日记。在文革前，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后来，因为恐惧，再也不敢留下任何白纸黑字，哪怕是片言只语。为了不留祸根，以前的日记都付之一炬。记日记的习惯，彻底戒掉了。是李玉，根据自己的工作笔记、四通的会议记录、日志、《四通人》和其它刊物，编了一个《四通大事记》。我基本上是按《大事记》所提供的时间顺序在讲故事。所以有的事、有的人，刚展开就打住了，不是故意要吊大家的胃口，而是因为后面还要讲到。

　　就当我们是在聊天，想到哪里就聊到哪里。特别希望当年的四通人一起来参与。一个人的记忆难免有遗漏和偏差。大家一起来讲故事，热闹、开心。没准，一不小心，还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网络世界互动式写作。四通人就是会创新，当年我们创造过全新的经营模式，今天再创造一种全新的写作模式，这才叫有始有终。

　　我也喜欢看网友的留言和评论。像即兴先生的评论，就相当有水平。如果有一天《四通故事》结集出版，这类评论理所当然要附在后面。也就是说，这个写作过程，不仅是原来的四通人可以参与，所有的网友都可以参与。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

　　对了，我们刚聊到四通元年的七月份。公司刚开张两个月，就这么多故事，看来一百篇是打不住了。根据《大事记》，七月份还有两件值得一提的“大事”：

　　公司添丁了，三个精壮的小伙子。是王安时从中科院计算所办的大专班挑来的。他们是胡江滨、赵平和宋卫东。江滨聪明帅气、赵平文质彬彬、小宋朴实憨厚，他们正式入伙的时间是1984年7月8日。他们后来在四通都历练得十分优秀，分别成为独立领军一个部门的骨干。胡江滨后来和余雅莉结成连理，四通的一对俊男美女、天造地设的一双，我还是他们的证婚人。

　　七月底，我和李玉又下了一次深圳。同行的还有两位：李文俊，线路板厂的厂长不当了，正式加盟四通，来当主管行政事务的副总；王长江，海军大院的子弟，经刘海平引荐来公司，也是四通初创期的有功之臣。

　　我们四人是应罗校长的邀请到深圳大学参加一项庆祝活动，同时讨论可能的合作。老罗介绍我们认识了深大计算中心的主任应启瑞。罗校长已安排把李玉从一机部计算中心调到那里去上班，调动程序已在过程中。在深大，还遇到了阔别多年的清华校友：汲鹏和他的夫人颜慧中，大家都管汲夫人叫“小豆”。小豆已经在深大上班，汲鹏正准备到一个叫“茂源”的公司去赴任。

　　在原来清华四一四的头头当中，我对汲鹏的印象非常好，长得帅、口才好，特别是他的豪爽和大气。多年不见，岁月留下了痕迹，他在外表上沧桑了许多。老同学见面，第一次听到他这样自嘲：“有人问我是哪一年的？我说是46年的。对方肃然起敬：喔，46年就参加革命了！”

　　汲鹏的相貌有变化，但豪爽和大气依旧。特别是他对人那种真心诚意的欣赏和赞美，总是让人那么贴心。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才会用幽默的口吻自嘲；一个有自信的人，才会懂得去欣赏别人的长处。

　　在深圳，我们还邂逅了于光远的女儿于小红。小红比李玉还小几岁，细长身材、瓜子脸，是那种精力充沛、思路跳跃、才华横溢、新点子如泉喷涌的漂亮才女。当时我们都住建工招待所，每天早晨，我还没有来得及起床，她就坐在我的床边，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她的宏伟计划，而且一口气就是十个，每个都够得上“马歇尔计划”。第二次见面，又有新的十个“马歇尔计划”，完全没有重复。我脑子还算快的，但已经完全让她弄乱了。她见我困惑的表情，解释说：“我这是广种薄收！”

　　我劝她：“就怕是广种不收！”

　　后来，我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可以成为合作者的时候，有一个标准：如果每次都来讲不同的故事，PASS；如果每次来都讲同一个故事，OK！前者可以成为朋友，后者可以成为同事。

　　于小红应该去开创意公司，她视野开阔、点子新颖，绝对是把好手。小红对四通显然情有独钟，后来还找过我们几次，她把自己的妹妹小蓓介绍给我们，自己后来去了美国。偶尔听说过她的一些传奇经历，但一直没有联系。我和李玉都很想念她。如果她也上网，希望能留下片言只语。有知情的网友，也请帮助补充她的故事。

　　今天说的，都是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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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通故事（26）沙头角

　　这次我们去深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去了沙头角的中英街。这是一条奇妙的街，邓小平的一国两制，陈水扁的一边一国，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佐证。确切地说，这里是一街两制。这是一条开放式的边界。街道两边都有商铺、食肆和民居。街道的北边是深圳，南边当时是英属香港，现在是香港特区，中间是开放的街道，街道上是熙熙攘攘的游客。

　　看过日本的资本主义，见识过东京的秋叶原，这里对我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但第一次和资本主义如此近距离接触的文俊，相当兴奋。电子表、计算器、折叠伞，几乎是人人都买的“小三件”。大家都满载而归。曾几何时，这些小商品已成为大陆向全世界倾销的保留节目。真是三十年街南，三十年街北。

　　沙头角中英街给我们的启示，是两种制度可以共存，这就是修正主义鼓吹的和平共处。共处的结果是互相潜移默化，也就是和平演变。如果不特别说明，我们很难看出中英街的街南和街北表面上有什么区别。就像今天的深圳，表面上越来越像香港。另一方面，今天的香港，骨子里越来越像深圳。

　　当年邓小平同意划出深圳来搞特区，是一着妙棋。我曾经说过，深圳香港化、广东深圳化、沿海广东化、内地沿海化，才是中国四化的必由之路。

　　这次南下深圳，看到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有自己的LOGO（品牌），觉得四通也应该有一个。我一路上琢磨了好几个方案。最后集思广益，请一位专业的美工按我的构思精心制作。为此我们付了200元设计费。这对当时的四通来说，已经算是大手笔。但和后来美国朗讯公司花2700万美元让人取个名字，外带画一个“巨大的红色零蛋”，我们就太小儿科了。当时，美国公司对无形资产的重视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现在看来，什么事情都是过犹不及，无形到极点，就是一种泡沫。

　　四通的LOGO是把STONE的第一个字母“S”化为一块既圆通，又有楞角的石头，中间石破天惊，一道闪电，迸出火花，诞生了四通这个商场上的齐天大圣。哈哈，有点创意吧？据说，后来的四通因为还不上银行的钱，银行要拍卖四通的品牌，开价3000万人民币。到这会儿，中国确实和世界接轨了。不过，是福是祸，还不好说。

　　四通当初和世界接轨，主要通过三类人：日本公司、港商和美籍华人。日本主要是三井物产。港商很多，留下印记的有两位：开头是吴为烈，后来是张璇龙。美籍华人中间，有一位教授赵鉴芳，美国CST公司的总裁，后来我到美国后与他交往密切。关于他们，后面还有专门的篇幅、大段的故事，这里且按下不表。

　　今天只说吴为烈。吴先生是香港南华贸易公司的老板，居中介绍的是我们家属在香港的一位长辈。吴先生出手很大方，初见面就送了一份大礼、一份小礼。大礼是给公司的，一台苹果公司当年一月份才发表的MACINTOSH，小礼是给我的，一个十分精致的真皮公文包。南华公司一度成为我们单板机和元器件的主要供货者。后来因为没有竞争优势，就昙花一现，逐渐退出了舞台。

　　吴先生送的两件礼物，经历也有意思。那台MACINTOSH，在四通也是昙花一现。拿到门市，因为操作人员不小心插错电源，就再也不能给顾客演示了，从此就成了摆设。当初为了这台MACINTOSH，李玉跑细了腿，求叔叔、告阿姨、走关系，化了两天时间，才求得北京海关放行。还是我带着几个小伙子，蹬着平板三轮，从机场拉回来的，唉……

　　那个公文包，我带到了美国，后来在曼哈顿上城哈林区，经历过一番风险，这是后话了。

　　对了，我该去美国当访问学者了。毕克茜已经帮我联系好她也在那里读书的学校，位于美国Gainesville的佛罗里达大学，计算机信息科学系。9月5日，我就要启程出发了。

　　这时候，已经是八月底了。

　　四通的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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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通故事（27）告别会

　　 从三月初在印甫盛家里首议办公司，到我九月初离京赴美，整整六个月，前两个月筹备，后四个月运行。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投入了自己巨大的热情。我不惜力气、努力实干。我知道，我们是在拓荒，而拓荒者的故事。总是那么激动人心。

　　人生挥洒的空间，有政、学、商三界，也因此需要三种不同的境界。从政需要独立和远见，其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治学需要废寝忘食的刻苦，其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经商需要长袖善舞、善抓机遇，其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哈哈，我这是在歪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现在要由“灯火阑珊处”的热闹，回归到“人憔悴”的青灯苦读，有点难。而我，还是按原来的计划去美国当访问学者了。

　　临走之前，一连安排了三个会：一是面对地方上的各路神仙；二是面对领导和左邻右舍；三是面对公司内部的同仁。

　　9月1日，在香山卧佛寺，以四通电子贸易部开业的名义，邀请了海淀区政府、工商、税务、银行、环保、市容等地方上的方方面面。向他们汇报公司取得的成绩，拜托他们以后多多关照。

　　9月2日，在四季青乡贵宾室，以四通技术开发部工作汇报的名义，邀请区领导贾春旺、邵干坤、张福森、四季青乡乡长李文元、名誉董事长于光远、顾问冯兰瑞以及一条街上兄弟公司的各位老大，向他们汇报公司的发展规划，请他们多多指导。

　　9月3日，在板井村线路板厂，举行了四通全体员工午餐会，也是我和大家的告别会。

　　这次讲话，有个记录整理稿，下面是其中的一些原话：

　　“因为日程安排紧，走之前没有更多的机会了，利用这次午餐会的时间，同大家集体聊聊天”。

　　“为什么这时候去美国做访问学者？虽然这是早就定下来的事，但去与不去，我也权衡再三。公司初创，按理这时候不应该离开大家。但公司现在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人才，事业也有了基础，势头也不错。生意做起来了，赚到了第一笔钱，口袋也鼓起来了。我现在走，公司垮不了。”

　　“出国的机会难得，因为四通迟早要走向世界，这次出国，可以投石问路，在海外寻找合作和合资的对象。现在就走，步子是急了一点，但将来回头看，也许这样并行作业，为我们将来的发展争取了时间。”

　　“大家要继续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不管海外有没有机会，我们的根基，还是在国内。这是我们的根据地，一定要建设好。人才、资金、技术、渠道、市场，是公司立足的根本。”

　　“四通的兴旺发达靠什么？靠人才，也就是在座的各位。纳贤，是四通的成功之道。我们的重视人才，在社会上颇有好评。人们说：四通内部团结、四通的班子整齐、四通聚贤能力强。这种评价，更多是一种期望，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只有靠事业去吸引，才能凝聚到高素质的人才。用人固然要不拘一格，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不忠不孝，唯才是用，但也要注意，不要因此而伤害了公司的肌体。”

　　“关于技术和贸易的关系，我们的方针是：以贸养技，以技促贸。”

　　我同时宣布了人事安排：在我赴美期间，沈国均任代总经理。三位副总的分工是：王安时负责贸易、刘海平负责实业、李文俊负责行政、财务。我父亲万老任总会计师。

　　1984年9月5日，李文元、沈国均、王安时、李文俊等人，到首都机场送我离京赴美。

　　同日，李玉飞广州转深圳，调深圳大学电脑中心工作。

　　暂时的，我完美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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