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gmw.cn 2011-04-14 07:21:47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漫画：朱江

这几天，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退出山东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一事引起媒体讨论，有媒体甚至称之为高校改革的破冰之举。一所高校内部的学术委员会人事更迭，引起如此关注，表达了人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强烈期待。徐显明此举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吗？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应平衡

去年，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问题推向前台。《纲要》中清楚地写道：“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这让一直在改革中蹒跚前进的高等教育改革者看到了希望。

针对高校管理体制，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谈道：我国高校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在价值观方面，从“只服从真理”、“学术至上”转而成为“管理至上”、“利益至上”。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院长几乎掌握了学校的所有学术与公共资源，教授、教师只是被配置的对象，要获得学术资源，就必须获得资源配置权，因此，教授争当处长、院长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

除了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钟秉林还身兼中国首都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一职，双重身份，让他对目前大学内部的情况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告诉记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分割和对立、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替代与压制，是目前高校管理体制中最突出的问题。高校的校级学术委员会中，学校和院系以及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所占比例较高，学术组织的成员构成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学校和院系领导虽然也是相关学科的专家，但在学术事务决策思维上多少带有行政色彩。另一方面，由于校务委员会、教代会制度不够健全，学者及学术组织缺少影响决策的制度化渠道，不能构成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在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学者及学术组织参与决策的途径和方式有限，权力得不到充分体现，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钱学森的世纪之问，将高等教育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高等教育业内认为，加大高校自主权和高校内部实施行政与学术分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引起热议的背后是公众对高校行政与学术分离的期待。

领导让位已成趋势

《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是审议学科和专业的设置，制定教学和科研计划，评定教学、科研成果等。

大学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其实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吉林大学去年制定的《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

去年底，复旦大学起草《复旦大学章程》，校长杨玉良表示：复旦已作出规定并付诸行动，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

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新闻发布会上，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陈旭介绍：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不是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是钱易院士。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校长10年，自己从来就不是学术委员会成员。”据悉，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1979年成立，自2000年起，学术委员会主任由数学系教授陈木法担任，时任校长袁贵仁不再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后经几次人员调整，至今北师大学术委员会主任仍是陈木法院士。

“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是否是高等教育改革的“破冰之举”？钟秉林认为：“这只是改革的一个方面，关键是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定位和发挥作用的机制是否明晰并得到保证，如果委员会只是起咨询作用或者决策效能不明，并不能体现改革的本意初衷。另外，从国外情况来看，不少大学校长也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作为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桥梁。”

“教授治校”才能破冰

谈及高等教育改革，朱清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名字。为了建立“去行政化”的南方科技大学，身为校长的他在同行眼里有些“悲壮”。终于，3月21日，南方科技大学开课了。45名学生聆听来自香港大学的物理学家唐叔贤讲授应用物理。

朱清时曾撰文给媒体：“我们提出的教授治校、去行政化，得到了国内外教育界的高度认可。大学去行政化不是大学不要行政管理，相反，大学需要很高效的行政管理。大学去行政化的本质是要由学术主导，而不是由行政权力来主导。由行政权力来主导就是谁官大谁说了算，由学术主导就是谁有真理谁说了算，大家都服从真理，不分地位。”

华中科技大学高教所教授张应强的分析是：学术自由在大学系统内部的关系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大学是学术组织，大学的核心事务是学术事务，大学的管理应由教授来实施。教授会对学校事务起决定性作用。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对学术事务的界定不清晰。如招生、学位授予、教师职务晋升、教师岗位设置、学术人员引进、学科专业设置、学位点设置、教学质量评价、学术奖励等应该是学术事务的范畴，但我们把这些纳入学术行政管理事务范畴，职能部门大权在握，从而把教授治校“虚置”或“架空”。

钟秉林认为，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关键是把它们协调好，不能相互之间出现越位、错位或失位。现在的突出问题是，行政权力对于学术事务干预比较多，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术资源的调配，甚至以行政决策代替学术决策。解决这一问题，要进一步明确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界限，严格限制行政权力放大或对学术权力进行干预；还要确立学术本位的观念和意识，充分尊重学者与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决策中的作用，高度重视并切实发挥学术权力在学术管理活动中的主导作用，积极营造尊重学术的大学文化。

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行政管理在大学管理中的应用，其目的初衷在于提高大学管理效率，确保大学有效实现其组织目标，更好地实现其功能和使命。这与“把大学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是迥然不同的。（本报记者刘 茜）

山东大学迈出去行政化第一步

日前，山东大学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的消息，在教育界引起不小震动。有学者认为，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这是在高校去行政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能够让大学逐步回归到独立学术机构的本质上来。但这也只是第一步，剩下的路该怎么走？高校行政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该如何解决？

校长退出校学术委员会

不久前，山东大学对校学术委员会、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进行了调整，并聘任产生了新一届学术道德委员会委员。在这个名单中，却没有该校校长徐显明的名字。

此次公布的山东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名单上共23人，主任由中科院院士、山大物理与微电子学院王克明教授担任，副主任由副校长娄红祥、陈炎和材料学院院长赵国群担任。23名委员中，除1名主任和3名副主任外，其他19名委员均由各学科带头人担任。其中包括山大文史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学典，山大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育济，中科院院士、中国金融数学研究奠基人彭实戈，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院院长张运等在学术方面有着出色成就的专家教授担任。据记者了解，山东大学历届学术委员会主任都由校长担任，而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堪称头一遭。

学术委员会是高校的核心机构，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包括学校的学科发展、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教学科研成果评定等一系列重要事项上，发挥学术评价和决策职能。

对于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说：“我退出学术委员会，就是希望能给学术更大自由，推动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他表示，目前，我国高校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在价值观方面，从“只服从真理”“学术至上”转而成为“管理至上”“利益至上”。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院长几乎掌握了学校的所有学术与公共资源，教授、教师处于被配置对象的位置。

徐显明认为，要想在大学里实现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离，就要树立一种理念，在大学里，权威不是校长，而是教授、学科带头人，而且大学里肯定不止一个权威。

“教授治校”应从“教授治学”开始

早在2008年山东大学就开始酝酿高校去行政化。自去年开始，山大着手裁撤学校不必要的行政机构，用“大部制”改革破解高校部门、职级过多的弊端。为避免学科划分过细造成学科之间的壁垒，山大实行学部制改革，将现有47个学院划分为六七个学部，形成学术组织，全部由学术权威、知名教授组成。由学部指导学术发展，将学术发展的决策权交给专家教授。

山东大学晶体材料研究所所长、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陶绪堂认为，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是一个去行政化的积极举措。在目前的情况下，暂时还做不到“教授治校”，至少应该从“教授治学”开始。他说，“不过这只是第一步。高校去行政化，不是消除行政权力，而是规范行政权力，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必须让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行政权力服务于学术，这才是根本。”

徐显明也坦承，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只是在山东大学去行政化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要想真正实现大学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分离，需要一个过程，而非一件事、一个文件就能做到。”他同时表示，山东大学接下来还将制订出台大学章程，目前初稿已经完成。

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刘杰认为，校长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在教师的招聘、考核、晋升，学校的学科发展、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的配置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发挥行政权的主导作用。他认为，学术委员会应拥有决策功能，行政机构的职能是配合执行，而不能由行政领导说了算。

同时，有关专家指出，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应该代表专家教授的声音。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专家学者代表着学校学术发展方向，应该形成崇尚知识和作为的大学文化，而不是崇尚权力和地位。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是大势所趋。专家们建议，要真正做到把学术的决策权给教授，学校的行政权力服务于学术权力，就要把人事任命、学术资源和经费配置等重大事项交给学术权力来决定。高校去行政化，必须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简单地讲，就是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

大学校长职业化是趋势

目前的现状是，国内很多大学的校长从杰出的学术带头人中选拔，甚至有“校长院士化”的倾向。院士当上校长后，往往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管理上，而是放在了实验室里。无形中，还会将学术资源更多地向自己的领域倾斜，无法做到管理上的公平。

“究其根源，是我国尚未建立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高等教育制度。同时也缺乏对大学校长履行职务的有效保障制度。”徐显明说，大学校长在住房、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无法与党政领导干部相比；在薪金上的保障，又无法与企业家相比，中国大学校长的岗位，基本是个“奉献”岗位。因此，相当一部分校长感觉校长岗位是无法让自己终身引为自豪的，而唯有保持学术的不间断，才可在不任校长后仍有立身之本。这就是中国大学校长无法在校长的岗位上专心致志做管理，难以成为职业教育家的制度原因。因为，与大学管理相比，他们觉得在实验室里取得的成就更加荣耀。

有专家指出，高校官学不分的根源在于体制不健全，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并不能解决高校行政化带来的所有问题。山东大学教授马广海认为，去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要使教授治学的权力落到实处，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校长在不在学术委员会里，机制不健全，校长不在学术委员会里也一样会干预学术权。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对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分离能起到多大作用还有待观察。“我认为，现在很多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一年也开不了几次会，而且很多时候是在行政部门及行政领导的要求下才开会，并不是作为学校独立的决策机构在履行权力。”

目前，我国大学校长同时从事学术研究是一个普遍现象。徐显明认为，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是导致“官学不分”的原因之一。目前，大学校长常常从学术精英中选拔，这里面有些人适合当校长，有些人未必就适合。他认为，高校去行政化的关键，是要推行职业大学校长制度，校长要和学术研究划清界限，不然，不仅干不好校长，更做不好研究。

熊丙奇认为，校长搞学术研究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可能会动用行政权力为自己捞课题，或者是为自己的课题组捞课题。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在担任校长之前，学术成果很少；担任校长之后，学术成果反而增多。这显然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也是高校学术不端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校长职业化是趋势，大学校长包括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不能再从事学术工作。

徐显明认为，目前我国大学尚未建立职务保障制度，很多人在做了大学校长后，还不愿意放弃某研究所所长或者某重点实验室主任的职位，就是为了保障不当大学校长后仍然可以获得人们的尊重。他认为，应该建立完整的职务保障制度，包括履行职务时及离开职务后的制度保障，让大学校长以管理、经营、服务大学作为自己的最高事业。（本报记者赵秋丽 特约记者 李志臣）

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如何协调

一般而言，大学内部事务可以分为学术事务和非学术事务(或行政事务)。与此相对应，大学内部存在着两大并行的权力系统。一种是以行政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的行政权力系统，另一种是以教授、专家、学者为核心，以学术组织为主体的学术权力系统。行政权力扎根于权力授予，来自组织的委派或任命，突出照章办事和等级服从，主要通过行政命令和指示自上而下贯彻执行，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强制性，其价值定位是保障大学组织目标的实现，保证教育方针和办学思想得以落实。学术权力是学术组织及学术人员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学术事务的权力，它不是外部赋予的，而是大学的内在要求，是大学本质特性的外化，主要依靠学者基于学术构建的权威对客体产生影响，具有松散性、非强制性、自下而上等特点，其价值追求是保证学术标准得以贯彻，学者所从事的学科得以发展，学术人员的学术权力得以保障。大学的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协调匹配、共同作用，才能保证大学在整体稳定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发展和提高。一所大学组建后，行政权力便相应产生。随着大学职能日益多样化，大学组织的复杂性增强，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性加剧，使得行政权力在行使中不断强化。而学术权力的产生和培育相对缓慢，其权威性的树立需要较长时间，其有效履行的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均明显弱于行政权力，经常受到行政权力的挤压，这在客观上容易导致大学内部管理的行政成分更重一些。

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关键是把它们协调好，不能相互之间出现越位、错位或失位。现在的突出问题是，行政权力对于学术事务干预比较多，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术资源的调配，甚至以行政决策代替学术决策。解决这一问题，一要进一步明确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界限，严格限制行政权力放大或对学术权力进行干预；二要确立学术本位的观念和意识，充分尊重学者与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决策中的作用，高度重视并切实发挥学术权力在学术管理活动中的主导作用，积极营造尊重学术的大学文化；三要强化学术民主制度建设，健全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相关制度，保障学术人员能充分参与大学管理和决策，切实享有对学术事务的主导权；四要充分保障大学教师和学生权益，完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明确规定教代会的职责并确定学者代表的比例，使教代会的组成真正反映高校各种利益群体的要求，将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权力落到实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学生群体对学校事务的参与；五要改善大学行政管理方式方法，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尽快实现大学行政管理从官本位向学术本位转变，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向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的转变。总之，就是要推动学校行政管理部门能够真正以教师、学生和学术为中心，主动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做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互匹配、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钟秉林)